書評《台灣論》── 「論日本精神」還是「台灣論」／inosen

作者編按：這篇文章最早刊載於海洋臺灣電子報，係以本名發表。
書評《台灣論》── 「論日本精神」還是「台灣論」／inosen

作者編按：這篇文章最早刊載於海洋臺灣電子報，係以本名發表。

　最近《台灣論》的部分內容引起各方討論，但關於此書中所蘊含的若干問題卻淹沒在口水戰之中，本文即希望由日本及台灣的歷史脈絡來解讀《台灣論》。本文分為兩個部分探討，首先是釐清《台灣論》寫作的目的；其次是探討該書中衍生出的若干問題，進而提問：現在是否可能發展出台灣人立場的台灣史觀。

◆　《台灣論》成書目的
　首先，筆者想質疑：《台灣論》真的是在論台灣嗎？不錯有一些人 ── 如 3 月 1 日，自由時報所刊張佑如〈《台灣論》對台灣的評價〉一文及近日金美齡女士的發言為例，認為「小林善紀對台灣的評價是中肯的、善意的。書中稱讚台灣的語言比比皆是。他把台灣形容成一個既有優良的傳統文化，又有向新時代發展的進取精神、充滿活力的世外桃源。」並且認為此書可以促進日台關係，並幫助日本年輕人瞭解台灣。其次，張文認為《台灣論》的缺點只有一個，即小林的大日本沙文主義及侷限性是因為「小林在台灣聽到的聲音只是一部分台灣人的聲音」。如果仔細閱讀《台灣論》後，可發現似乎並非僅如該書表面所述。

　由戰後日本的歷史脈絡來看，可知小林的成書目的並非為了台灣，而是為了日本而寫，這些台灣的「優點」，是由於其具有他所謂的日人遺產 ── 「日本精神」，才被加以美化。如他在《台灣論》 ( 中文本，頁 22-23 ) 提及：「李登輝說：『有必要讓現在的日本年輕人瞭解日本的事情』小林馬上回應說：『我也有同感！來到台灣之後，我突然感覺到，或許可以藉由對台灣的認識，來幫助他們更瞭解日本 …… 』李否認地說：『不不！我的意思是必須讓他們瞭解，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日本人究竟做了什麼！』 …… 」這段話可與該書〈後記〉 ( 頁 252 ) 「當他們 ( 即親日的台人 ) 碰到我這樣來台灣找尋『日本人是什麼』答案的日本人時，總會情不自禁熱烈說著種種有關日本人的往事」相互輝映。由這段話，可以發覺戰後日本人的小林與曾為戰前日本人的李登輝之不同。兩人並不擁有同樣的歷史經歷，隨之兩人的問題關懷亦不相同。小林擁有戰後日人的「認同危機」，為何小林會有如此「認同」疑惑呢？因為小林這種在戰後成長的日本人，不解日本人為何一直有戰爭加害者的心態，不滿日本人被美國控制，以致日本「國不成國」，又加上日本年輕人一直有不愛國的想法。小林覺得這樣不對，戰前日本人一定沒有那麼「壞」，而且一定要找到「愛國╱愛日本」的好處，以便挽救日本的現狀。

　這種想法在他心裡縈繞不去，一直到了台灣，找到許多「親日」的台灣人。其實，這些台灣人的想法未必與小林想法一致，小林欣喜若狂，初步歸納出：原來戰前的日本人有「日本精神 ( 就是滅私奉公精神 ) 」，而戰前日本人不那麼罪惡的結論。順著這條思路，他開始美化及有意識地誤解台灣 ( 並淡化日人統治的黑暗面 ) ，推論出：台灣就是因為有日本精神，所以才有現今的「民主」、繁榮。最後則藉由此推論，使台灣成為日本的「模範」。藉由此種獨特演繹法，小林抒解了其認同危機，得到現今日本的解藥 ── 「使日本人更愛國，更有公共精神，不要再受美國及中國的牽制」。因此該書中其他類似之「奇說」，並非如張文所稱的是「大日本沙文主義」作祟，而是小林的寫作策略使然。

　小林這種「美化╱刻意誤解」台灣的方式，必須先剷除台灣的主體性，才能夠將純粹的「日本精神」注入，結果「台灣論」成了沒有台灣主體的「日本精神論」。
　若果真如此，為何一些親日且主張台獨的台灣人卻不斷讚美《台灣論》呢？筆者曾在〈台灣日報〉上，從總體戰及教育的角度探討部分原因。另一部分的原因在於，他們希望將台灣「推銷」給更多日本人知道，並喚起日本政界注意台灣問題，故書中雖然有許多矮化台灣人的記載，這些親日台灣人多能加以「容忍」。但為了推銷台灣給日本，一定要如此壓縮台灣主體性，並成某些日本保守派的工具嗎？
　換言之，這本書充滿了高度政治性，作者與書中部分的「主角」各取所需，互相妥協，成了名副其實的「論述」書籍，不過在此被壓縮的則是台灣的主體及被簡化的台灣史，這是筆者下一個論述的重點。

◆　《台灣論》中的若干問題探討
　在瞭解了小林成書目的、論述技巧以及書中部分「主角」的想法後，筆者想探討此種取徑下被簡化或扭曲的台灣史及其問題。
　小林在《台灣論》中提及到有關歷史的部分比比皆是，卻是具有高度選擇性，此是他的寫作策略使然，故其論述歷史的方式是非歷史的。所謂非歷史的方法，是指小林常用二分比較法，模糊歷史的焦點，其立論常以下列二分法呈現 ── 公共精神 VS 私人拜金精神，戰後日本 VS 台灣，戰前日本 VS 戰後拜金中國及美國，大東亞共榮圈 VS 亞洲拜金主義共榮圈，男人武士 VS 遭物化之女人 …… ，這種種二分法體現了小林的價值觀，及理想世界的判準，此做為一種「論述」可也，但做為研究歷史的方法則不合格。研究歷史並非先有某種價值判斷，再尋找答案，歷史研究如果有「判斷」，亦是在最後才小心提出。

　故筆者在此，主要分析《台灣論》中的「論述」問題，一是該書中探討的殖民時代台灣史以及其對日人統治台灣的評價；二是，「台灣人」的對殖民的「觀感」問題。首先，《台灣論》由於小林獨特的論述方式，使得小林成為殖民地現代化論的代言人。小林為了找尋日本國的光榮並要否定日本左派的認罪史觀，向歷史要答案，他發現老一輩受日本統治的台灣人，有許多對日本人有好感，藉由這些人所述，他發現戰前日人的好，筆者將之歸結為「現代化」讚美論，他稱日人之殖民台灣為投資經營型，以與歐洲的殖民剝削型區隔，他舉了農業、鐵路、教育、治安良好及法律的公正等事蹟做為驗證，他並反駁左派的「糖飴與鞭子」論點。筆者除由反殖民主義的角度質疑小林的高度選擇性外，筆者還要質疑其現代化中所含有的進化論觀點。他藉由書中的李登輝說：「大家都會這樣認為，如果台灣未曾經過日本統治的話，今天的處境恐怕比海南島還要淒慘吧！」 ( 參見該書中文版，頁 23 ) 小林接著說：「看來『李登輝觀點』與小生我的企圖十分契合，但是要把他完整表現出來的話，那可要整整一本書哩！」這意味著他們承認一種進化史觀，其中的判準是現代化，如果繼續推演他們的論點就可能淪為一種現代化論點的殖民主義。《台灣論》的問題就在此，小林與「書中的」李登輝有著不同背景卻同樣信仰「現代化」論，卻忽視了此種「現代化」是否是唯一的發展道路，及根本忽視了：即使現代化是世界唯一的發展道路，被殖民者是否就一定要接受殖民者所推銷的那一套現代化論點。當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對殖民歷史的解釋卻不一定只有小林那一套。

　其次是「台灣人」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觀感問題，此亦涉及台灣人的「民族主義」問題。書中，小林敏銳地觀察到有戰前經驗的台灣人與戰後成長的台灣人之不同特質，可以李登輝及陳水扁為代表。他認為李登輝根本比戰後日本人更像日本人 ( 即小林的日本人理想典型 ── 有著日本精神的武士 ) ，而陳水扁則較內斂謹慎，其實說穿了是他認為戰後成長的陳水扁 ( 較不親日 ) 與他的理想典型不合，但在書中他仍給予極高評價。而小林書中的台灣人多是親日派，有戰前殖民經驗的台灣人則是他論述的重點，台灣被他說成像最後的桃花源一樣，而戰後的台灣人他則以「哈日族」為代表。這種種的親日台灣人圖像，跟他的日人統治台灣完美論互相輝映，最終小林則以有日本精神的「台灣國」為其最高目的，進而成就了一個完整封閉的「台灣論」體系。書中，他雖然提及了台灣人民族認同的問題，卻暗示了有著日本精神的台灣人才是他的理想典型。

　台灣人真的能同意小林的論斷嗎？首先，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史，並非如小林簡化的只有偉大的現代化與得到日本精神光明面；殖民統治有其殖民者立場的一面，這正是小林忽視的。殖民者對殖民地的投資並非為殖民地出發，而是為其母國甚至帝國服務，這點已被談及甚多；此外，例如，殖民地人民即使已經有一群「人才」，卻仍被統治者排拒在「參政」權的門外，殖民地台灣的政治權利 ── 如同戰後國民黨一樣，被「分期付款」地支付。這種殖民支配關係在小林眼中完全被忽略，而僅以日本精神及現代化論交代，這是身為被論述對象的我們所不能完全同意的。此外，對殖民者的觀感問題亦如其評價問題一樣有高度的複雜性，殖民者與被殖民的關係在日常生活中，是藉由個人網絡關係而建立的，例如師生關係，一些守法之警察官僚與人民，還有一些工程師與農夫工人之間，透過這些私人網絡所構建的日台關係，這些個人對日人並不會有強烈被統治者受害意識的想法；然而亦有另一群人因同樣的網絡關係，不滿殖民者的作為。種種複雜關係，交織成殖民地人民的生命史，構成了複雜的殖民地觀感論，現在的台灣人藉由對殖民歷史的失憶／想像，憑己意選取過去台灣人的個人生命史，結果成了各說各話沒有交集，進而互相攻擊，台灣殖民歷史的複雜面向仍被置之高閣。

◆　代結語 ── 台灣人立場的台灣史觀
　在此，筆者想提問：是否有可能提出關於台灣人自己的「台灣論」呢？台灣人的台灣史觀是否可能？其內涵如何？筆者認為這牽涉到台灣人是否能夠反省自己曾經被殖民的經驗，尤其在政治上逐漸脫離殖民陰影的現在，反省這個問題似乎更突顯其重要性。

　眾所週知，台灣由於長期受過殖民政權統治，即使近年來台灣有「本土化」的聲浪，但是多數的文化論述仍未反省殖民的經驗，許多還落入舊有的中央 ── 中國 VS 鄉土／本土 ── 台灣的論述，這是可以理解的，由於在長期的殖民過程中，代表「台灣」人聲音的立場一直無法有效發聲，用 B. Anderson 的話說就是「印刷資本主義」 ( 如報紙、新聞及書籍發行 ) 缺乏，以及文化詮釋權的弱勢。例如，即使解嚴解報禁，但是舊有的生產新聞媒體及生產論述的學術體制，仍然持續「再生產」舊有保守的論述，結果今日最沒反省能力的竟是舊有的媒體及文化產業，這些產業卻不斷再回饋到許多台灣人，使舊有的論述成為一種「習慣」。

　如果要確立台灣人立場的台灣史觀，似乎必須打破這種機制，但在打破這種機制的同時，筆者卻要提醒：不要落入舊有論述的倒反，成為另一種不加反省的史觀。例如過去，歷史教育一直被利用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教育，筆者認為在奪取文化霸權的現時點，不要走向僅彰顯台灣民族精神教育的史觀。因為歷史並不只有一種解釋方式，並不一定要被政治利用，歷史可以被當作思考與反思訓練最佳的教本，筆者認為可能有一種台灣人立場的台灣史觀，卻未必為民族主義的工具，這端看台灣人的反省能力了。
( 2001/3/29 )